俞子夷先生有篇文章，题目是《不如》。为什么要叫这么个奇怪的名字呢？原来，与别的工作相比，教师工作实在是有太多不如人意的地方：园丁要识得花草习性，才可能营造一番花团锦簇；教师耕耘教育园地，已先识得小朋友的习性了吗？好厨子烹龙炮凤，就算是老饕客也总有办法让他心满意足；教师忙活半天，也能让小朋友满意吗？电工靠着钳子、起子，就能修好出问题的电灯；教师凭着粉笔、书本，也能修复小朋友身上的问题吗？如此等等。教师工作只是看似轻巧，其实真心不容易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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为了解决这个“不易”，为广大教育工作者出谋划策，中国民主促进会精心甄选了会史上的著名教育家，历时数年整理编写了“开明教育书系”，已由开明出版社出版。《不安故常：俞子夷教育文选》便在其中，这让我们有机会亲近前贤，得了一个跟俞子夷学做教师的机会。
师生相得润物无声
俞先生是优秀教师。早在晚清时期，他的课就得到过“通省之冠”的美誉。不过，就算是他这样的教育天才，也有一个逐渐“修补”的成长历程。在晚年撰写的回忆录中，俞先生把《教算一得》记录的那段算术补习经历（1937），当作对自己教师生涯的“重大修补”。这是在教材教法以外，额外加入了师生关系这一条。那个叫王渭铨的孩子当时读五年级，算学水平却只在二年级上下。周围没几个人肯给他好脸色，独独俞先生愿意耐下心来教他，结果成就了一番师生相得的佳话。
实际上，俞先生惯会俘获孩子们的心。在青墩小学期间（1908），俞先生在乡下和几个住校生同吃同住。每天夜里临睡前，他都要去给孩子们掖被子。“一个床铺不到，那学生便要现出失望的样子。”早晨起得早的孩子，也常常会跑到老师床前来，安静等候老师醒来。俞先生说自己是当了这帮孩子的母亲，前面那个王渭铨则到了要拜俞先生做干爹的地步。师生间有了这样深厚的感情，孩子们还会不听从教诲吗？俞先生说，“教师做的工作，是一种领导，我们要领导，第一要使他信仰，肯和我接近。”要是教师只会拿锁链，就算能把学生强缚在身边，学生也是一有机会就要跑掉的。教师要爱学生、懂学生，这是我们跟俞先生学当教师的第一课。
重视兴趣创新教法
俞先生痴迷教学法。晚清民国时期传入中国的各种新教学法，他几乎都在自己主持的学校里做过实验。尤其是设计教学法，俞先生不但有引进之功，而且有改进之能。且不说这些教育研究上的事功，单说俞先生在教学法上的用心，就不是一般懒散的教师可以比较的。
对于刚入学的一年级学生，俞先生前几日是不用教科书的。他会用歌谣带孩子们玩，让他们在游戏中体验到读书识字的好处，“举起左手，举起右手，左手放在脑袋上，右手放在脑袋上。”教师念一句，孩子们做一个动作；又或者，教师念上一句，孩子们接下一句。再后来，可以把歌谣写下来，写到黑板上、写在纸面上。一字不识的孩子们因此了解到，话是可以写下来的，写下来的字是可以反复用的……读书生涯以这样诱人的方式开端，而不是严厉刻板的教训，多好啊！“萤火虫，夜夜红，飞到西来飞到东。”“风奶奶，送风来，俺家孩子好凉快。”俞先生写的儿歌生动有趣，全都可以拿来教。
教常识时，课本上只有一句：“放电于空中，能发出电波，无线电报便应用这电波传达消息。”俞先生觉得课文太枯燥，学生恐怕不容易留下鲜活的印象，于是就把自己出洋留学时，在轮船上往国内发电报的经历说成了故事。一边说一边描述发报机工作时的电火花，口中还模拟着“的的大、大的大”的发报声。在教学上，重视兴趣、创新教法，这是我们跟俞先生学当教师的第二课。
活用“教材”贴近生活
俞先生不只是一名教师，他还长期在东南大学、浙江大学等处兼课，活跃在当时的教育研究舞台。除了教书，俞先生还擅长编书，一生编辑出版的算术教科书有近十套。新中国成立后，在全国范围发行的第一套小学算术课本，就是俞先生的手笔。
俞先生编的教材，往往文质兼美。“瑞宝从学校里回家，看见他玩的娃娃躺在窗外的桌子上。他对妈妈说：‘今天风很大。我的娃娃睡在这里，伤了风了！’妈妈笑着说：‘要不要请大夫替娃娃看病呢？’瑞宝说：‘好的。’”要是不明说，谁会想到这样可爱的故事，原来是用在算术课本上？在接下来的课文里，几个孩子开始玩打针吃药的游戏，给瑞宝的小娃娃配药水。一瓶药水分两天喝，每天喝三小格。喝完第一回，还剩下多少？这不就有练习分数运算吗？更厉害的是，接下来的整册书都是从这个故事发展出来的。
1922年版的《小学算术课程纲要》，是俞先生一手起草的。他在《纲要》里写道：“宜注意从学生生活里使学生发生需要工具的动机。”早先，俞先生提出：“算术教授之要旨，在于磨练解决日常问题之能力，而授以二种解决之利器。独重计算，非算术教授之本旨。”这样的发言，今天真的就过时了吗？“某人卖去他田的七分之二，他剩田十亩，他原有田多少？”这样的题目，现在的小学生还在做吗？一个人不晓得自己有田几何，却知道卖去了总数的七分之二，岂不谬哉！这是典型的先有答数，再造题目。俞先生说，这样的题，只在学校里用，社会上绝对不会碰到。
俞先生讨论教材，其实不只限于书面形式。“书不是教材；杯、纸、火、水、盆，都不是教材。做把戏也不是教材……凡是可以用来真正教学的，才是教材。”一个教师能够活用教材，就不会落入“教死书、死教书、教书死”的困境里去。这是我们要跟俞先生学当教师的第三课。
保持开放持续学习
爱学生、懂学生，重视兴趣、创新教法，同时又能活用教材，这样在教材、教法、师生关系上都有建树的教师，不正是我们热烈盼望的吗？如果非要再增补一点什么，我觉得还有俞子夷先生终身学习的热情。俞先生早年留学日本，后来专程访问美国，晚年自学俄语，研究苏联教育之特色。在我辑录的《俞子夷著述年表》中，检索到的出版作品多达650条。俞先生之勤奋好学由此可见。更重要的是，俞先生直到晚年，在教育思想上都还在持续发展，最终在实用化的基础上，增补了系统化的追求。一个教到老、学到老的教师，不正是我们心中所景仰的教师形象吗？保持开放、持续学习，这是我们跟俞先生学当教师的第四课。
重识先贤学做良师
与陈鹤琴、陶行知相比，今日教师对俞子夷的熟悉程度恐怕没有那么高，尽管三人曾是东南大学教育科的同事，对当时全国教育界的影响力也不相伯仲。如果真要说对于学校教育的专长程度，俞先生恐怕还要位居三者之首。为此，我热烈号召广大教师向俞子夷先生学习，重识这位教育改革孜孜不倦的实践者会为我们带来许多惊喜。
俞先生的作品，主要在1949年以前出版。除《教算一得》《新小学教材和教学法》《一个小学十年努力纪》等少数作品曾经重印，其余就只有少数收录于人民教育出版社1991年出版的《俞子夷教育论著选》。这样算起来，《不安故常：俞子夷教育文选》是1949年以后国内出版的第二本俞子夷教育文选。
《不安故常：俞子夷教育文选》收录了大量《俞子夷教育论著选》放弃的东西。后者限于俞先生的文章，忽略了俞先生的众多教育著作。这本书则节录甚至全文录入了一些文质兼美的教育著作，都是真正写给教师看的好书。在选文时间跨度上，本书录有俞先生青年时期发表的重要作品，同时也收录了1949年以后出版的珍贵文字。
本来书已付梓，犹如货已售出。之所以有这样一番推荐，实则不希望这本好书被大家错失了。要知道，俞先生是不同的，他并不古旧，亦不过时。跟俞子夷先生学做教师，是不会让人失望的。
（作者单位系北京师范大学教育学部）
《中国教育报》2023年08月16日第4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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